最近，一宗在貝沙灣發生的鄰里糾紛引起了關注，肝癌權威醫生潘冬平及其家人，被鄰居指控鋼琴聲等噪音滋擾、入禀索償，案件在區院閉門進行案件和解會議（Case Settlement Conference），公眾不可旁聽。大坑西邨重建，居民被平民屋宇入稟收樓的民事案中，區院司法常務官亦曾經指示平民屋宇與居民閉門進行案件和解會議，雙方最後未有達成和解，官形容「過程及結果令人遺憾」。在民事案中，和解會議是否一定會進行？何以不允許旁聽？今期法律 101 從獨特的案件和解會議機制說起。
目錄
隱藏
I.
案件和解會議何時引入？
II.
CSC 特點：不公開、不損權益
III.
CSC 特點：訴訟方必須親自出席
IV.
CSC 的作用
V.
哪些案件適合 CSC？
VI.
CSC 的成效
VII.
法律代表扮演一定角色
案件和解會議何時引入？
司法機構於 2009 年推行民事司法制度改革，以便節省司法資源及鼓勵更主動的爭議解決方式。「案件和解會議」（Case Settlement Conference，CSC）便是改革的一項重要措施，旨在透過法庭程序以外的方式解決爭議。
自 2018 年起，區域法院推行「調解聆案官試驗計劃」，在案件管理流程中引入 CSC，並推動更多民事訴訟採用「另類排解程序」（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），例如調解（mediation）、仲裁（arbitration）等可避免審訊的方式，以解決各方紛爭。
司法機構調解工作小組指，試驗計劃成效令人滿意，並獲法律界支持，決定於 2025 年 1 月起，將試驗計劃在區域法院恆常化。
根據《區域法院規則》，區域法院有責任積極管理案件，以及鼓勵訴訟各方在過程中互相配合、收窄爭議事項。這意味着法庭必須積極考慮並鼓勵合適的案件進行 CSC。這做法與過往依賴正式審訊有明顯分別，試驗計劃標誌着法庭將更主動管理及促進和解。
CSC 特點：不公開、不損權益
為了營造坦誠的溝通環境，讓雙方能在無後顧之憂的情況下探討各種和解方案，所有 CSC 均安排於非公開的內庭，並且是在「不損權益」（Without Prejudice）的基礎上進行，即是，訴訟方就目前商討的事項，仍保留日後提出爭議的權利。而任何在會議過程中所作的陳述或承認，均不會在日後的法律程序中被接納為證據。
此外，除非得到訴訟各方和法庭許可，否則不得披露 CSC 的錄音或謄本。
CSC 特點：訴訟方必須親自出席
CSC 由一名聆案官主持。該聆案官通常具備豐富的調解經驗，但其角色並非對案件作出裁決，而是以中立、第三方的身分，協助訴訟雙方探討和解方案。為確保公正，主持會議的聆案官不會參與該案後續的法庭程序。
此外，有別於審訊時可由法律代表代替出席，訴訟雙方必須親自出席會議。此規定的用意，是鼓勵他們面對面直接溝通以討論案件。若一方為法團，則須由一名熟悉案情並獲授權的代表出席。各方亦可選擇由法律代表陪同出席，但並非強制要求。法律代表在會議中的角色並非進行訟辯，而是協助當事人理解法律觀點並評估和解方案。
如果一方不合理地拒絕參與 CSC，而最終須支付訟費的話，這一點可構成法庭對其施加訟費懲罰的理由。
在會議中，聆案官僅可作出以下三種命令：
(i) 押後會議的命令（包括給予程序指示，及處理因押後產生的訟費事宜）；
(ii) 記錄雙方達成全面或局部和解的同意令（包括收窄後續審訊爭議範圍的命令）；或
(iii) 指示將案件推進至下一階段（例如指示與訟雙方下一步的準備事項）。
CSC 的作用
CSC 的實施，主要回應了香港司法制度對提升效率和節省資源的迫切需求。
對法庭而言，香港各級法院長期面對案件積壓嚴重的問題，而傳統的訴訟程序耗時且成本高昂。CSC 作為一種法院推動的替代性爭議解決機制，能有效分流案件，減輕法院的審訊負擔，將司法資源集中於更複雜、必須透過審訊解決的爭議。
對訴訟雙方而言，CSC 能顯著節省金錢與時間。
一場完整的訴訟所耗的訴訟費可能極為龐大，且過程漫長。相比之下，和解會議提供了更快捷、更經濟的解決途徑。即使未能達成全面和解，會議過程亦有助收窄爭議範圍，為後續程序節省時間與成本。
終審法院常任法官林文瀚（現為司法機構調解工作小組主席）曾指出，爭議的主權與責任都屬於當事人，訴訟不應全交由律師處理，因為作出決定的，以及須為所作決定而負責的，終歸只會是當事人。當事人應該為自己定下目標，以及按照變化重新思考如何解決爭議，CSC 提供平台或製造機會，讓當事人認真看待這事。
一般而言，在聆案官的協助下，CSC 能讓訴訟雙方直面問題，掌握主導權，從而更高效、根本地解決糾紛，避免陷入冗長的訴訟泥沼。
哪些案件適合 CSC？
CSC 主要適用於區域法院處理的民事案件，為有合理和解機會的案件提供高效解決平台。其適用範圍廣泛，常見類型包括：合約糾紛、債務追討、土地及物業爭議、業主與租客糾紛、侵權行為（例如滋擾）、信託事務及大廈管理爭議等。
然而，為保障相關人士的權益及考慮案件性質，有四類案件被明確排除在外，分別為：人身傷亡、僱員補償、指控政府非法拘禁的申索及平等機會的案件。
此外，即使案件在適用範圍內，法庭也會嚴格把關。
進行 CSC 與否的最終決定權在於法庭。法庭會綜合考慮各方陳述的意願、理由及所有相關情況。例如，若雙方已參與由認可調解員主持的調解，但因各方立場強硬而證明無和解可能，法庭可能因而認為該案不適合再進行和解會議。
CSC 的成效
自推行以來，CSC 成效顯著。根據司法機構的報告，由 2021 年 1 月至 2024 年 12 月，區域法院共為 541 宗民事案件進行了和解會議，整體和解率高達 60.81%，數據證明機制能有效分流案件，減輕法庭的審訊壓力。
根據調查，CSC 獲得的整體滿意度為 83%。絕大多數參與者，包括訴訟雙方及其法律代表均認同，會議能顯著節省訴訟時間與成本。此外，參與者亦普遍認為會議有助避免訴訟中的對立與衝突、改善雙方關係，並讓各方更深入了解爭議的核心問題，從而務實地尋求解決方案。
法律代表扮演一定角色
CSC 並非必然成功，其中，法律代表所扮演的角色尤其關鍵。數據顯示，在雙方均有法律代表的案件中，和解率高達 75%；相比之下，若至少有一方有法律代表，和解率降至 20%；而當雙方都沒有法律代表時，和解率大幅滑落至 4.86%。
儘管 CSC 是有效的爭議解決機制，但它無法完全彌補社會中固有的資源差距。對於司法機構而言，如何確保弱勢一方能在公平的基礎上參與和解過程，仍是持續的挑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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